原本，“敬酒不吃吃罚酒”不过是一句民间谚语，比喻不识抬举、不知好歹的人(出自京剧《红灯记·赴宴斗鸠山》)。如今，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领导董某将其“活学活用”在新员工身上——因聚餐时没喝“A角”敬的酒，其怒扇下属耳光并辱骂对方傻X。
估计当初董某一巴掌扇下去时不会想到，其行为不仅能在8月24日换回三条相关词条的微博热搜，还让自家银行以这样的方式迅速出圈，博得大名。
对此，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官微在当日凌晨火速回应：
“确系该领导言语行为失当，对董某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，扣罚两个季度绩效工资;对支行负责人罗某给予警告处分，扣罚一个季度绩效工资。”
只能说“自罚三杯”式的处罚结果，既显示出厦门国际银行对如此恶劣事件的轻视;也暴露出这种铁腕管理乱象在整个行业中的普遍性，不足以引发更严重的处罚。
当然，此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舆论反弹，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——酒桌上开始出现拒绝讨好领导的年轻人了。
劝酒陋习寄生的土壤
在解读中国“酒桌文化”时，很多观点喜欢将首要条件归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人情社会。
确实，现实生活中的婚丧嫁娶、升学请托都离不开饭局。辈分(权力)+面子(利己)则逐渐演化成了“酒桌文化”的精神内核，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酒桌规矩也在助长劝酒的风气。
尤其在政商领域，不仅有“烟搭桥，酒开路”俗语，还流传着 “三小时电话抵不过三杯酒” 的说法。
《IC实验室》便在相关文章写道：“传统政商领域里，做什么事情如果喝不到位，事情多半也做不到位。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研究，发现如果某个月中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长强势，那某高端白酒的股价往往会提前一到两个季度增长。两者的曲线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。”
比如很典型的“这杯干了，这个合同就是你的了”，那言下之意是不喝你就出局了;比如在你表示不胜酒力时，对方会说“我干了，你随意”，结果对方一饮而尽后，你不干反而是不给人面子。
《中国青年报》社会调查中心2018年对2005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92.3%的受访者有过被劝酒的经历，74.0%的受访者被劝酒时推脱不过就接受。70.7%的受访者认为喝酒应本着自愿原则，不贪杯不劝酒。
事实上，中国人并没有嗜酒的习惯。
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《2020-2026年中国白酒制造行业发展模式分析及投资风险研究报告》显示，在日常场合饮用白酒的比例仅为18%，远低于其他酒类。消费者饮用白酒的场合中应酬聚会占25%，与朋友/同时聚会占27%，家族聚会占10%，酒席和喜宴占10%。社交动机是购买白酒的第一驱动力，相比其他酒类，情感需求和功能性饮用这块，白酒的需求低了一大截。
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，他们调查了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，发现这些华人在移民后酒精消费降低了70%，可见中国人是相对来说不爱喝酒的。
对此，网上已有观点将其总结为，劝酒本质上是一种服从性测试，考验被劝酒者是否愿意牺牲健康和面子来饮酒。“说白了，上位者极度害怕失去权力，所以通过逼迫下位者喝酒来不断确认自己的权力，下位者则通过自虐与出丑来表示服从。”
所以，表面上厦门国际银行员工已经算是社会精英阶层，盘古七星酒店的消费水平也算和国际接轨，但骨子里搞起聚会，还是村头土老板宴请那一套，在酒桌上一样狼狈不堪。
当然，也不要想当然认为“酒桌文化”只是中国特有的习俗。事实上，它并非局限于某个国家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。放眼全球，日本人的酒吧文化、韩国人的ktv文化、西方世界有Big night传统。本质上，这种文化是对权力的滥用——一种上对下的迫害，是根植于人性阴暗面秘而不宣的一部分。
除此之外，劝酒陋习的破坏力还在于逐渐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。
比如在该事件中，银行领导董某从曾看好杨某某到气急败坏咒骂甚至掌掴，不过是“A角”敬酒被拒后其威严扫地的无能狂怒。也有朋友刻薄的指出，董某骨子里应该就是典型的“当惯了奴才，一招翻身做主子，自然不把下属当人看。”
本质上，他是权力裹挟下一个“丑”的符号。而他信奉的这套“统治性”职场文化往往以粗暴的形式示人，内心理所当然将下属归类成权利的附庸，还打着“培养”和“重视”的旗号，完全罔顾聚会上人权平等以及自身行为是否违法的基本常识。
有网友说，这类事件频出，是不是可以把“酒桌文化”写到公司的规章制度里，细化出内控措施?
可以坦诚的说，即便有企业愿意这样做，但如此私人化的规定实行和界定起来都非常困难，真出了事儿企业大可以“私人聚会属于私生活，企业无法管控”为由甩锅。
至于那群追骂杨某某到电梯口的同事，自然是领导董某成功驯化的拥趸。
不可否认，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缝隙间栖身的年轻人很容易焦虑，他们日复一日在KPI困境中闪转腾挪，无孔不入的压力与挫败倒逼着他们往上攀爬。眼看那些“会来事”的同事通过态度上讨好、言语上谄媚成功上位，自然容易把他们当作职场底层往上翻腾的样板。
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：因为看到有人“溜须拍马讨好领导”上位成功——于是默认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并积极实践——希望最终自己也能成功。而杨某某在这场聚会的行为显然变成了“打翻狗食盆，谁也吃不成”，所以才会加入羞辱杨某某的队伍，追骂其至电梯口仍不罢休。
以前接触过一些投行、券商的年轻人，他们喜欢别人问在哪儿工作时风轻云淡回答“国贸”、“金融街”，小布尔乔亚的酸腐气和伪中产的优越感溢于言表。
从私人线下聚餐就能感受到，在那个行业浸淫越久，酒桌上那一套敬酒、劝酒的规矩越发在脑中根深蒂固——斟酒时斜风细雨，敬酒时话里藏事，劝酒时口是心非，觥筹交错之间全是人情和冲突，酒局的本质也变成了极具功利性的social。
其中某位朋友就告诉我，“金融行业站在薪酬体系金字塔尖，对那些能力相对平庸的从业者而言，待遇往往决定了忍容的上限，所以愿意牺牲一部分能力之外的东西——比如尊严。”
对此，网友@予荍一针见血指出，相比成为千里马，遇见伯乐显然更重要：
“金融行业人均985，年薪百万，每个人的价值相对可控。然而人生际遇的转变恰恰在于能否遇到伯乐，此伯乐是广义，包含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等多种不可控因素。现实中，这些不可控因素恰恰会被阶层、权力、等级差异所左右。”
年轻人不吃那一套了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很多职场影响力变现的酒局上，消费最多的往往都是所谓的“新人”。
一方面，“新人”往往是团队服从测试中处于摇摆状态的新生力量;另一方面，在一次次以“新人”名义组织的聚会上，大小领导的敬酒，“命令”意味浓厚，这不过是在众人面前彰显权力、巩固威严的流程罢了。
往前推二十年，很难有不识相的年轻人被带入局，或者“厦门国际银行领导掌掴员工”的事压根不会在网上引起如此大的舆论反弹。
在强调集体的年代，“酒桌文化”也是职场生存法则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老一辈喜欢宣扬“牺牲自我，为集体多想一点”，他们劝酒时喜欢说“不会喝所以得练，酒量是练出来的”，结果后辈们前赴后继端起酒杯一饮而尽——因为那时候领导签字不仅能解决待遇、住房问题，甚至决定着你的工作调动和职业走向。
如今时代变了，年轻人开始强调自我，敢于跳出既定游戏规则，更推崇“活在当下，为自己负责”的人生态度。他们明白过来，酒量压根不是量变到质变的逻辑，喝多喝少都是身体机能所决定的，而劝酒的人不会对你的健康负责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送过醉酒同事回家，扶醉酒的人上车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。人会因醉酒整个身体肌肉处在放松状态，全身的重量会不均匀地大范围分布，当四肢晃动时，重心不断转移而变沉，只能吃力的把对方半背、半拽、半拉到车上。
正如李方波所说“拼命三郎都是隐藏的病号”，所以面对肆无忌惮劝酒、让员工在死亡线上试探的领导，聪明的年轻人不怂了。
知友@cniris给出了一个形象的类比：我爹那个年代，讨好领导可以分一套房。现在这个年代，讨好领导只会让你多加班替他还房贷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现在的年轻人完全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在社会中生活的很好。
PayPal发布的《全球自由职业者调研报告》显示，千禧一代已经成为了中国自由职业者的主要人群。而在领英《第一份工作趋势洞察》报告中，90后当上CXO所需时长仅为80后的3/5，70后的1/2，大大超过了职场前辈。
职场类似一所“学徒制”大学，新人初入职场很容易高估自己，导致四处碰壁，这时候有老人愿意帮带一下自然能少走很多弯路。但在现实中，那些只虚长年纪的领导觉得自己理所应当被后辈恭维，年轻人自然不买账。
在年轻人看来，这些形式主义的“无效社交”不过在挖空心思制造工作之外的压力
知友@小侯飞氘在《为何现在的90 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?》这一问题下有个35K的高赞回答：
“有个与世隔绝的村子，因环境问题导致所有人都患有腰椎病，大家都直不起腰。几代之后，人们大都对弯腰低头习以为常。
直到有一天环境突然变好了，新生儿不再患有腰椎病，自然立直了腰板。这时有的老一辈却反过来质问：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意弯腰了?”
所以，想要改善当下“酒桌文化”的劝酒风气，仅仅依靠个体反抗、法规禁令惩戒是远远不够的，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修复工程，需要对庞杂人际关系进行梳理，需要平等理念真正在职场、生活中被尊重和践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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